远在金帐汗国时代，蒙古统治者就将茶叶带入了被其征服的罗斯诸邦，俄罗斯人的饮茶习惯和饮茶文化开始形成，俄语中的茶一词与蒙古语的茶一词发音完全一致，均系汉语“茶叶”一词的音译，也从语言学上揭示了茶叶从中原传至蒙古草原，进而进入俄罗斯的传播路径。

　　在十九世纪的，最受欢迎也最普及的茶叶品种产自中国湖南北部、湖北南部的青砖茶和米砖茶，青砖茶是用黑茶的大叶和茶梗压制而成的方砖型茶饼，米砖茶和青砖茶造型一致，区别在于其是用红茶的碎末压制而成的。

　　行走于大江南北到恰克图的晋商既是砖茶的发明者，也是向出口砖茶的主力。自明末崛起以来，晋商就是精明而勤奋的商人，他们在对蒙古、出口茶叶的过程中发现，深受蒙、俄底层百姓喜爱的廉价茶叶利润较薄，在运输中损耗却不小，于是采用了将茶叶压缩成坚实茶砖的方法，既降低了运输成本，又减轻了中途损耗，迅速以优良的品质和低廉的价格征服了当地市场。

　　晋商控制了砖茶的主产地羊楼洞地区的茶叶种植、收购和压制环节，然后经过传统的汉口—樊城—恰克图商路，将砖茶在蒙古沿途售卖，然后出口到，全盛时期达每年60余万担，占到中国对茶叶出口的一半。他们牢牢地控制着产销线，来到恰克图的俄商如果不买晋商的茶叶，只能空手而归，而晋商却可以将茶叶在蒙古囤销，因此在这一贸易中，晋商完全占据着主动权。

　　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的英国心态相似，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也对殖民对象对单方面的茶叶出口无法忍受，但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实力相对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要差，同时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欧、高加索方向的矛盾也较大，无法在远东投射过多力量和资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借口英国在中国获得特权，恐吓讹诈清朝于1851年签订了《伊塔通商章程》（即《俄中固勒札与塔城商务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调停有功”自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得蒙古地区对门户大开，同时取得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琼州这些沿海口岸的通商权。

　　1862年，又根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转口贸易减税的特权，完全获得了深入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掠夺的特权。可以说，不费一兵一卒，仅靠讹诈就获得的利益和特权，不亚于直接发动侵略战争的英法。

　　1863年，俄商在传统的砖茶产区羊楼洞地区设立茶厂，开始生产砖茶向出口，与晋商开始争夺砖茶生意，俄商最初的运输路线是汉口—天津—张库大道的水陆联运路线，较晋商的运输路线效率更高而成本更低。

　　1866年，又通过讹诈获得了在天津港转口贸易的复出口半税减免权，不仅在运输上，在税率上也较晋商更有优势，商业竞争的天平开始急速倾斜。

　　俄商还将陆路运输至的茶叶在蒙古沿途售卖，侵蚀晋商的传统利益区，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早在1879年的贸易报告中就指出，1877-1879年从天津运往恰克图的砖茶中，超过70%都被违规在蒙古售卖。

　　19世纪70年代，俄商开辟了汉口—敖德萨航线，在运输成本上对晋商形成了降维打击，此时晋商在汉口—恰克图商路上茶叶贸易的份额已经不足一半了。

　　此外，从1876年开始，俄商开始将茶厂从羊楼洞地区迁往汉口，不仅大大扩张工厂规模，每家工厂雇佣工人千人以上。同时开始采用蒸汽机压制茶饼，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

　　中国传统的木制压机每天可出茶60筐，但其中四分之一是废品，蒸汽压机每天可出茶80-100筐，废品率只有5%。茶厂生产的茶砖质地紧密、坚实，可以经受遥远路途的颠簸而保持完整，品质胜过了传统的手工业制品，在蒙古、中亚和西伯利亚深受欢迎，当地人甚至用完整的茶砖当做货币使用。

　　俄商通过茶叶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不断拓展商业空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的汉口—恰克图商路上的绝大部分中国茶商已被这场贸易战催毁，为了生存，中国茶商干脆不再压制茶饼，为了生存只能为了微薄的利润转而为俄商的茶厂收购茶叶原料谈球吧全站，从国际贸易的最上层进入了最底层。

　　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通过天津—海参崴走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茶叶的线路直接对仍在苟延残喘的中国茶商宣判了死刑，至此，中国商人在这条南北商路上与俄商的竞争全面失败，在茶叶贸易领域再无立足之地。

　　与“汉口—恰克图”商路相比，俄商通过嘉峪关将砖茶经新疆运回俄属中亚的量最初不大，因为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都较差，俄商在这条商路上和中国商人的运输方式和运输成分相去不远。

　　1881年，以阿古柏之乱后交还伊犁为由纠缠清朝签订《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该章程规定：俄商在新疆全境贸易免税，俄商从嘉峪关经新疆运土货去俄属中亚减税三分之一，但不准沿途售卖。这样一来，俄商就建立了对中国商人的税率优势，同时开始违规沿途售卖侵蚀新疆市场。

　　西伯利亚铁路开通后，俄商开始向新疆倒灌俄茶，茶叶从汉口走水路运往天津，然后从海参崴走西伯利亚铁路到达俄属中亚的塔什干，再从中国新疆伊犁的霍尔果斯、塔尔巴哈台偷运入关，利用免税权大肆贩卖。这对中国茶商来说不啻于毁灭性打击，天津—海参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路线的成本和效率都压倒性地胜过用牛马、骆驼走河西走廊的传统路线。

　　同时，中国商人要在漫长的路途中经历无数的关卡，而俄商却在中国的土地上享有免税特权，因此，在东—西商路上的中国茶商也纷纷破产。

　　“借贸易天山南北暂不纳税约章，竟至千箱万箱，希图垄断。夫以中国之茶，华民不敢触，而俄商得以犯之。华民有利，官为阻抑，而俄商得以攘之，且贩自华商，本能收税，而限于引起不能开禁谈球吧综合，贩自俄商，竟影射约章而不纳税。揆之情理，固未得其手，论之榷证，亦稳多亏折。”

　　甚至连驻迪化的总领事也承认，这种利用铁路运输优势和不平等免税权的贸易实际上是非法的，但并不妨碍他百般庇护的非法商人，俄商非法倒灌新疆的茶砖一经查获，往往由领事出面力保，谎称是经新疆运往俄属中亚的。同时，在新疆的间谍往往利用茶砖作为诱饵，逗引收买当地游牧民族的首领，暗中从事挑拨离间、中国的活动。

　　因此，1904年，清政府就俄茶倒灌问题向提出。1906年，伊犁将军长庚成立伊塔茶务公司，希望解决俄茶倒灌新疆问题，但成效不大。因为从1907年起，俄商把从中国运来的茶砖在俄属中亚重新包装后，直接以商品的名义“合法”倒灌入中国境内，中国官员明知这些就是中国土地种植、加工出来的茶叶，却因为这薄薄的一层带有俄文的包装纸而无能为力，仅存的中国茶商也几乎凋零殆尽。

　　时人痛陈：“惟茶业之利，向为中国所独擅，近则印运入于南，俄倒灌于西，如潮之不可遏抑，浸浸乎夺我利权，害我商计，而且侵犯条约也。”

　　在这场围绕着中国特产的贸易战中，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用老练诡诈的技巧和帝国主义的生产方式，给清朝上了一堂惨痛的经济学课程。

　　而清朝则无法把握住自身所具备的自然资源禀赋所带来的贸易优势进行深入发展，逐渐在近代中俄贸易中被沦为国际贸易垂直分工中的下游国家。“中国特产的茶叶摧毁了中国的商人”这一历史现象，值得深思。